如果说这届ASCO有一个关键词，那一定是“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

5月31日，ASCO大会含金量最高的全体大会(Plenary Session)上，当哈佛医学院教授、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的Brian Wolpin博士在巨大的屏幕上展示Revolution的核心抗癌药Daraxonrasib(一种泛RAS(ON)抑制剂)治疗转移性胰腺癌的III期临床试验(RASolute 302)的总生存期(OS)Kaplan-Meier生存曲线时，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随后演变为一次自发的全场起立致敬。

对于被称为“癌症之王”的胰腺癌而言，这是一次无可争议的范式转变——晚期患者的中位OS从标准含铂化疗组的6.6个月几乎翻倍至13.2个月，死亡风险降低60%。毫无疑问，这款药即将改变全球临床实践指南。

多位在现场的中国参会者也都见证了这一时刻。Plenary Session被安排在McCormick Place最大的主会场可容纳千人以上，现场全满，主办方甚至将第二大会场辟为“溢出区”进行视频直播，很多参会者为了确保有座位，提前30分钟进入会场。Aulis Capital的Principal薛明宇博士就在现场，“几个关键的关乎范式转变的研究，我都想看一下现场的反应是什么，大家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然而，ASCO的魅力并不仅限于聚光灯下的KM曲线图，在主舞台之外，同样潜藏着影响未来研发格局的草蛇灰线。国内药企的高管和投资人们只要有时间，都会去扫壁报，如果来不及细看，就先拍照再整理。“有很多关键信息其实不一定在最显眼的地方出现，还是要看细一点。”

围绕今年ASCO上的中国创新药，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会场到处都释放出中国作为药物研发强国正在崛起的信号，但是资本市场却有些冰冷，国内部分创新药企在发布重磅数据后股价不涨反跌，形成较大反差。

但是，冰与火毕竟都只是一时，更重要的是今年ASCO释放出的行业信号——标准疗法(SoC)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动态迭代，更精细的患者细分与复杂的联合疗法正在成为主流。美国的一些肿瘤学家甚至担心，各大癌种的SoC迭代太快，药企规划一个长达数年的III期临床试验时，很难预测几年后对照组该用什么药，这给临床试验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这对药企“自我定位”的战略和决策能力无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在当下，药企必须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在极度细分的人群、复杂的联合用药策略以及不断变化的临床标准中，精准地找到自己的产品在全球竞争中的最佳生态位

范式转变的必经之路

在最受关注的Plenary Session，紧接在Revolution的报告之后，上海市胸科医院的陆舜教授登台报告了HARMONi-6研究结果。这是ASCO成立61年以来，首个由中国本土药企自主研发并主导的创新药研究入选全体大会。该研究对比了“依沃西单抗+化疗”与现行中国标准疗法“替雷利珠单抗+化疗”在一线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sq-NSCLC)中的疗效。结果显示，依沃西单抗将死亡风险显著降低34%，中位OS达到27.9个月。对于肺癌一线治疗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时刻。

然而，会场现场的反应却有些耐人寻味。“现场的反应让我有点失望，并没有对这样的结果给予一个正面、即时的反馈。相反，更多的是质疑的声音。”薛明宇并不讳言，“当然，一些质疑是合理的，但是几乎找尽了这项研究所有能批评的点，显得西方学界带有一定偏见。”

争议的最大焦点在于，这项完全基于中国患者的临床试验数据能否在全球复制。但在薛明宇看来，“依沃西单抗+化疗”的联合疗法改写一线NSCLC指南已是大概率事件。当下，中国企业被拿放大镜苛刻审视是“必经之路”，因为中国数据正在真实地挑战当下的全球医学权威。他指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必然面临着西方学界最苛刻的审视，而应对质疑的最好方式是“用后续数据说话。历史经验表明，中国人群的免疫治疗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转化率极高，很少被证伪。只需等待全球多中心(如Harmony-3)数据出炉即可，我们可能只需再等一年多时间。”

德昇济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之键博士也高度关注该报告，他认为：“康方生物走出了一大步，概念验证了PD-1/VEGF双抗联合化疗比单纯的PD-1联合化疗要更进一步提高疗效。虽然这个试验目前主要基于中国人群，但试验显示了统计学阳性OS结果，后续如果在全球人群中验证成功，目前的质疑就毫无意义了。每一个试验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都是一步步向前探索的，它们带来的进步是实打实的。”他结合自身的全球化研发经验补充道：“我们在全世界十多个国家做了临床试验，我们没有发现中国患者跟美国患者有本质差异。每个病人之间有差异，但总体来讲是相似的。最关键的是按照GCP标准来开展临床试验。”

乐普生物CEO隋滋野博士同样认为，创新成果走向国际舞台，出现不同声音是正常现象。过往海外创新药物首次亮相国际会议时，也曾经历类似阶段。只要临床数据严谨扎实，中国研究数据的全球应用价值，会逐步得到行业认可。从 ASCO 历年内容也能看出，中国研究者和企业发布后期临床研究的数量持续增长，行业也将逐步从国内多中心研究，稳步迈向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

除了双抗机制，新一代ADC药物向一线的强势挺进同样是不容忽视的范式转变。在大会首日，由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周彩存教授口头汇报的OptiTROP-Lung05(III期)研究证实：靶向TROP2的ADC药物sac-TMT(科伦博泰/默沙东的SKB264)联合K药，在PD-L1阳性的晚期NSCLC一线治疗中击败了K药单药。

这是全球首个在NSCLC一线治疗中，证明“ADC+免疫”能够成功击败“免疫单药”并达到主要终点的III期临床试验。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这也是一个可以改变指南的临床试验，更实质性地奠定了“ADC+免疫”全面挺进一线治疗的基础，占住了化疗及部分ADC药物的生态位。当然，OptiTROP-Lung05的对照组仅为K药单药，要彻底坐稳“全人群一线”的地位，sac-TMT+K药不仅需要打败K药单药，未来还需要回答它是否能比“经典化疗+K药”带来更长的生存期，或者至少提供更优的生活质量。

可以看清的是，肿瘤疗法迭代的速度正在加快，肿瘤也越来越向慢病化的方向发展。正如今年大会上，香港中文大学莫树锦教授再度带来对第三代ALK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长效追踪——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中，长达七年的随访期内，劳拉替尼(Lorlatinib)组竟然依然未达到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仍有超过一半的患者处于无进展存活状态。这直接意味着这部分群体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肿瘤的“慢病化”生存。

在变化中找到最佳生态位

在今年的ASCO年会上，与会的中国创新药企高管们的日程往往被切割成两半：一半时间被约好的会面占据，其余时间则见缝插针地去听关键的口头报告和扫壁报，了解最新临床进展和竞争格局。因为一个贯穿会议始终的核心命题越来越清晰——PD-1这样的“魔法子弹”(Magic bullet)时代正在落幕。生物制药行业已经接受了现实，不再试图盲目寻找下一个像K药或O药那样能适用于广泛癌症人群的“万能神药”，药企策略正变得更加谨慎和务实。现在的研发焦点已经转移到了那些对PD-1没有响应的癌症患者群体身上，或者通过生物标志物，针对越来越特定、越来越小的患者亚群，匹配极其精准的药物组合。

肺癌新药研究的相关进展历来是ASCO热度最高的环节。今年除了聚光灯下的Revolution Medicines带来的Pan-RAS(泛RAS)抑制剂的最新进展，德昇济医药(D3 Bio)带来的一项一线治疗KRAS G12C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I/II期临床数据报告也备受全球肿瘤学界瞩目，该研究同样由陆舜教授进行口头汇报。

作为竞品，陈之键在现场也非常关注Revolution Medicines的Pan-RAS(泛RAS)抑制剂。daraxonrasib的临床数据，对于daraxonrasib的临床数据，他评价道：“能把胰腺癌这么难治的疾病的OS(总生存期)延长近一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它是一个泛靶点抑制剂，选择性不足，毒性负担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其长期应用的核心限制。daraxonrasib目前享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但如果未来有针对G12D或G12V的特异性化合物(Allele-specific compound)研发出来，会对它造成巨大冲击。”

对陈之键来说，目前整个KRAS赛道，小分子是一条最重要、最可靠的通路;而小分子靶向药领域，特异性药物永远是首选。作为新一代KRAS G12C抑制剂，Elisrasib是一款经过特殊设计的药， 通过深入分析前代药物(如安进的sotorasib、Mirati的adagrasib)在临床上的局限性，Elisrasib能够快速且完全锁定GDP结合的失活(OFF)状态(以5.8分钟t1/2的速度锁定，完全抑制只需1nM浓度)，这使其在NSCLC一线治疗中取得了惊艳的疗效(单药ORR达到了78.0%，单药中位PFS达12.4个月)，目前现行的一线标准疗法(免疫联合化疗)在同类人群中的PFS天花板也仅在11.3个月左右。

薛明宇也关注到了这项研究，他认为，“这是今年非常亮眼的一个研究，展示了单药改变整个治疗版图的一种可能性。“

特别是Elisrasib单药和联合用药均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未来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今年ASCO还能看到一个重要趋势，那就是药物耐受性很重要。没有好的安全性，药是难以长久使用。当年有些化疗药毒性太高，NSCLC病人通常只用4 个疗程的化疗就停药。现在如果靶向药足够安全，病人就可以长期服药，这是‘带病生存’或者将肿瘤控制为慢性疾病成为现实的重要前提。”陈之键告诉医药魔方。

虽然人群的细分意味着单个新药的市场规模必然变小，但如果有好药不断迭代，市场也随之增加，这也是肿瘤相比其他很多疾病领域富有挑战和魅力的地方，肿瘤市场不是静态的，而是需要不断开发。一个很小的适应症，当患者能长期带病生存，也可以演变成一个大市场。

看到了Elisrasib在G12C这个突变上取得了高竞争力的临床数据后，德昇济也进一步明确了的Elisrasib未来的竞争生态位，“以这款特异性小分子药物为治疗骨架，围绕其开展各种联合用药。在适应症上，我们其实可以全方位去开展临床试验，但是考虑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优先聚焦最有机会改写标准治疗的一线肺癌场景。”

在SoC的动态演进中，组合疗法已成为明确的竞争核心。隋滋野认为，当前的肿瘤药物研发正沿着两条清晰的脉络推进：一条是以化疗及作为其迭代升级的ADC为代表的路线;另一条则是以免疫为代表的路线，包括PD-1、康方生物的PD-1/VEGF双抗以及TCE。这两条路线之间是“合作大于竞争”的关系，“ADC+免疫”的大方向已经非常明确。接下来真正考验药企的，是针对不同肿瘤种类寻找最匹配的组合方案。此外，在特定适应症中还多了一层小分子靶向药的竞争维度。

谁掌握了最好的免疫疗法+ 毒性最匹配的ADC，谁就能以联合疗法的形式，占据大癌种的一线阵地。隋滋野认为，ADC领域的竞争已经从“有没有”步入了“好不好”的深水区，要在全球一线治疗实现突破，要求越来越高。

更有意思的是，未来的竞争不再仅仅是“卷靶点”，而是演变成了不同技术路径(Modality)在同一靶点上的生态位争夺，在肝癌适应症，GPC3这一靶点上，ASCO上就展现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攻坚思路：乐普生物代表了ADC路线，乐普生物在今年ASCO大会上展示了其全球首创的靶向GPC3的ADC药物 MRG006A 的首次人体I/II期临床数据;百济神州等企业代表了GPC3x41BB双抗路线;而原启生物和阿斯利康等则是CAR-T细胞疗法的代表。“大家都在GPC3这个靶点、HCC上取得了不错的突破。”隋滋野指出，“我认为这代表了未来全球实体瘤研发的一个竞争新格局的改变。大家不仅在卷靶点，还在用不同的Modality去打同一场仗。甚至未来，这些不同机制的药物之间还可以互相联用。”

而且，新技术仍在不断涌现。隋滋野也关注到了，今年ASCO，体内(in vivo)CAR-T技术大放异彩。Kelonia Therapeutics公布了其靶向BCMA的体内CAR-T疗法KLN-1010的早期临床重磅数据。在不抽血、不清淋的情况下，接受治疗的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响应率极高，且多人达到了严格完全缓解(sCR)和微小残留病灶(MRD)阴性。直接证明了体内CAR-T的疗效不输甚至可能优于现有的体外CAR-T，也完美解释了医药巨头礼来(Eli Lilly)为何在今年4月豪掷最高达70亿美元(含32.5亿美元预付款)将该管线收入囊中。而且，礼来高管已明确表示，未来将直接向高难度的实体瘤领域发起冲击，试图在更广阔的适应症中寻找突破。

标准疗法随时可能因为新数据的发布而发生动态改变。各家产品也都在动态变化中试图寻找差异化竞争点，“看各个产品怎么去寻找自己最佳生态位是未来最大的看点。“隋滋野总结。

“用脚投票”

或许要若干年后回头看，这届ASCO对中国创新药的全部意义才能被真正看清。但眼下可以肯定的是，会场到处都释放出中国作为药物研发强国正在崛起的信号。

美国综合性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罕见地报道了今年的ASCO，标题是，“中国药物研发崛起，业内人士担心对美国生物技术构成威胁“。1989年以来每年都参加ASCO年会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Otis Brawley接受纽约时报时说：“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已经登堂入室。”

中国与会者在会场也不难听到到一些美国同行们发表的略显“酸溜溜”的论调，但是，与其说是美国感受到了威胁，不如说是压力。随着中国药企不断产出专利、医学期刊论文和新临床试验，美国Biotech普遍感觉它们难以跟上步伐，处于明显劣势。

据外媒统计，从2019年到2025年，中国创新药在四大国际学术盛会(ASCO、ESMO、ASH、AACR)上入选的摘要数量呈现快速的增长态势。其中表现最为抢眼的正是全球肿瘤学界最具影响力的ASCO年会——其收录的中国本土创新药摘要数从2019年的42篇，一路爬升至2025年的211篇。

注：图片来自Endpoints News

在2026年ASCO年会上，中国PI及其主导的创新药研究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质变。数量上，据统计，中国PI有近百项研究入选口头报告，壁报等环节。多位与会者都表示，在很多会场闭着眼睛听，“百分之三四十都是中国口音”，“有的会场连续两个演讲的PI都来自中国”，都直观反映了中国PI和中国医药人在ASCO参与度。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一年，中国PI不再仅仅是重要参与者，而是实质性地成为了主导全球肿瘤临床实践指南更新的主角之一。

在各个学术Session之外，ASCO最热闹的战场在会场外的会议室与咖啡厅，以及晚上的各类社交活动，从早上六七点一直到半夜两点，大药企高管、Biotech创始人、投资人和BD们的密集约见填满了日程表。

中国创新药企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BD活动早已完全常态化，而且已度过了“混脸熟”阶段。一位连续参会的中国创新药企BD告诉医药魔方，几年前，中国Biotech在海外会议上谈BD，最大的痛点是——很多跨国大药企的高管根本没听过这家中国公司，需要花大量时间做自我介绍。现在这种不对称性“已经基本上消失了”。当他在私下和跨国大药企的全球BD负责人提起某家中国Biotech时，对方的反应往往是：“这个我聊过，那个我也聊过。”

参与中国药企BD谈判的海外高管层级正变得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中国创新资产已经被直接摆在了全球大药企最高决策层的办公桌上，完全进入了了全球管线布局的“核心决策链”。

尽管西方学界对中国临床数据仍有苛刻的审视与质疑，但大药企的选择却很诚实——他们正在“用脚投票”。不仅是买管线，大药企也在深度绑定中国的临床资源。例如，勃林格殷格翰研发和医学部负责人张维博士此前接受医药魔方专访时表示，勃林格在2025年启动“中国专家”项目，让中国PI进入临床研究的全球指导委员会中，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一项重磅卒中研究，正是由中国的王拥军院士担任全球指导委员会主席。各大跨国药企都希望在早期研发阶段，甚至比POC更早，率先从中国高质量、高效率的临床试验中看到积极信号，随后再将研发扩展至全球。

在薛明宇看来，行业的话语体系正在悄然发生深刻的改变：“前两年中国药企做BD，大家讨论的话题都是中国药企出海，但这往往给人一种单向输出的弱势感，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已经在悄然发生，美国的、全球的大公司也在主动‘入关’，来到中国寻找创新的发源地和高质量的临床验证平台。到今年，更多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双向整合。”

薛明宇强调，“这会极大地重塑中美的创新生态。随着这种双向整合越来越深入，未来我们不仅会看到中国分子做全球临床，还会很快看到，美国Biotech的分子依靠中国临床数据登上ASCO舞台;中国PI报告跨国大药企的全球III期研究也会成为常态。这样的全球化才是真正的全球化。“

归根结底，医药和其他任何消费品等行业都不一样，当来自中国的创新切实惠及全球患者时，美国学界带有偏见的质疑和地缘政治的阴影和或许终将烟消云散。正如Summit Therapeutics联席首席执行官Bob Duggan所言：“扼杀来自中国的竞争，将使美国人失去新药。无论数据来自哪里，最好的数据理应胜出。在临床试验中，对患者要么有效，要么无效。”

创新药行业共同的敌人是疾病，而不是彼此，特别是在ASCO这样的科学会议上，达成这样的共识应该更加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