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今年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因为康方生物而变得不同寻常。

6月初，一项关于ivonescimab的研究结果出现在大会全体报告环节。这款由康方生物首创、引领PD-(L)1/VEGF双抗赛道的新药，联合化疗方案治疗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相比对照组降低了34%的死亡风险。

消息一出，市场震动。2022年与康方生物合作，手握ivonescimab在美国等市场开发权的美国公司Summit Therapeutics，其股价已在两年内涨了近六倍。

Ivonescimab最终抵达美国患者手中的路径，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合作故事：分子在中国发现，临床在中国完成早期验证，随后通过许可协议转入美国合作伙伴，最终走向FDA审批通道——Summit已于2026年初向FDA提交BLA，如果获批，它将是首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原创双抗。

可就在这个故事即将迎来高潮之际，围绕它背后的中国创新药的政治争议也从未停歇。

2025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纳入历经多年立法博弈的《生物安全法》(BIOSECURE Act)，限制联邦政府与被认定为“生物技术关切企业”的中国机构开展合作。

尽管这一版本法案较最初草案有所缩减，不再直接点名华大基因、药明系等具体企业，但其传递的信号已经足够清晰。

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生物医药产业正被拖入脱钩的漩涡。筑墙，还是开门?这是当下全球生物医药界最尖锐的政策辩题之一。

作为产业创新的重要一环，资本端无法置身事外。也因此，美国专注于生物医药早期投资的老牌VC——Atlas Venture，其合伙人Bruce Booth的高声疾呼，显得尤为引人注意。

在近日的文章里，Booth从产业实践的角度对保护主义逻辑提出系统性反驳。

Booth提醒，中国已经成为生物医药创新的不可忽略的一极。把生物医药纳入中美脱钩框架，不仅无法强化美国的竞争优势，反而会直接损害美国患者的利益，并削弱美国Biotech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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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患者面前，新药没有国籍

历史上，有些药物绕了一个大弯才来到美国患者身边，但这并不妨碍它救人无数。

40多年前，日本三共(Sankyo)的科学家分离出了第一个他汀类化合物，彼时日本恰恰是西方最警惕的经济竞争对手。

Booth抛出一个假设：如果当时的政策环境允许封锁“敌国创新”，他汀类药物的全球传播或许就此中断，而数以亿计的心血管病患者，也将失去一类改变历史的救命药。

事实上，这种封锁没有发生。默沙东后来基于相关机制，开发出更强效的洛伐他汀，成为全球他汀市场的奠基石。

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今天的中国。

1973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三氧化二砷(砒霜)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独特疗效。几十年后，这一发现以三氧化二砷注射液(商品名Trisenox)的形式，在美国获批上市，拯救了无数原本几乎无药可治的患者。

在Booth看来，没有跨越国境的知识传播，就没有前述成就。

更近的例子是Carvykti。这种靶向BCMA的CAR-T细胞疗法，由中国传奇生物原创研发。

2017年，传奇生物在ASCO大会上公布该药令人震撼的早期临床数据：35名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客观缓解率达到100%。随即，强生旗下杨森与其签署许可协议，双方联合推进产品的全球开发，并于2022年获得FDA批准。

有目共睹，Carvykti如今已成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重要选择，美国患者因此直接受益。

反对者的逻辑常常忽略一个最基本的前提：疾病不分国界，药物也不应有国籍之分。一个肺癌患者不会在乎治疗他的抗体分子是在上海还是波士顿合成的，他只关心这颗药是否有效、是否安全。

以地缘政治的逻辑，切断新药向患者流通的通道，牺牲的首先是患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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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IP许可的本质：双向获利

保护主义者的另一个常见论点，是知识产权安全——中国企业将掌握核心技术，威胁美国的战略利益。然而，Booth表示，这个担忧恰恰误解了药物在跨国许可的运作逻辑。

药物许可协议的本质，是将特定地区的知识产权控制权转让给合作伙伴。

当一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将某个候选药物的美国开发权授权给美国企业，实际上把美国市场的专利所有权、开发决策权和商业化收益牢牢锁定在了西方手中。中国原始发现者保留的，通常只是中国市场的权利。

Booth以ivonescimab举例。康方生物与Summit在2022年签署的许可协议，总潜在价值高达50亿美元，Summit获得该药物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及中南美洲、中东、非洲的独家开发和商业化权利，康方生物保留中国市场。

换句话说，如果ivonescimab最终成为“重磅炸弹”，至少有很大部分利润，将流向Summit及其股东。

这个模式反复出现在近年的中美生物医药合作中。

2025年，MNC与中国Biotech完成了18笔首付款超过5000万美元的许可或资产购买交易，总交易额达573亿美元，其中，首付款和股权合计39亿美元。这些钱主要流向中国公司，但西方企业得到对全球最大药品市场的控制权。

据威灵顿资产管理的分析，中国资产的交易价格通常比全球同类资产低40%至50%，这对于填补产品线缺口的MNC而言，是相当诱人的风险调整后回报。

目前，合作格局对西方公司而言更像是买方市场，而非出让战略利益。

从另一个角度看，Booth认为，许可协议不仅免于错过了中国创新的红利，更为西方建立了一道“防火墙”——通过掌握知识产权、自建供应链，将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降到最低。

对美国来说，禁止此类合作，反而可能迫使中国企业寻求在欧洲落地，将利润和专利拱手让给欧洲同行。

另一家美国投资机构RA Capital，也在近期撰文指出，对中国生物技术合作的封锁，最终可能导致"欧洲漂白"(Eurowashing)效应：欧洲公司接手中国创新，美国公司反而在这场竞争中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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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制药为何需要全球分工?

新药开发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在闭门造车。相反，它更像一场国际接力赛。

Booth形容，过去几十年里，生命科学建立起了一套独特的全球知识公地(biomedical commons)。PCR、RNAi、CRISPR——这些改变了整个行业的使能技术，无一不是通过发表、同行评审和开放的材料与方法共享，在全球各地的实验室几乎同步扩散的。

把生命科学技术视同稀土或半导体加以封锁，在逻辑上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生命科学的知识创新从来不依赖物理管控，而是依赖开放流通。

从操作层面讲，一个药物从早期发现到临床获批的漫长旅途，往往涉及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合作伙伴。Atlas Venture的项目网络，便涉及乌克兰的药物化学家、东欧的CRO、遍布美国的临床前专业实验室、东南亚的发现和开发机构、日本的合同制造伙伴……

多数处于临床阶段的资产，其全球开发项目在I期或II期阶段，已覆盖多个国家的患者人群。这只是行业的日常运转方式罢了。

人才的流动同样如此。

就像Booth的观察，顶级华裔科学家和创业者在中美之间频繁移动，将中西两个体系的研发规范、数据完整性标准和行业经验带到各自的团队中。中国头部Biotech的高管和首席科学家，相当一部分曾在美国顶级学术机构或MNC接受训练。

这种人才交叉方式，提升了整个全球生态系统的平均水准。

此外，中国庞大的患者人群和高效的三级诊疗体系，也让早期临床试验的入组效率远超其他地区。

众所周知，对于一家正在验证概念的初创Biotech而言，快速获得充足患者数据，往往决定了一个候选药物的生死。

过去十五年里，Atlas Venture等顶级美国投资机构的项目，已将许多早期临床试验放到澳大利亚、荷兰、英国等地，如今也在认真考虑把中国纳入这一海外名单。归根结底，这是为了更快验证假设、降低研发风险。

Booth警告，禁止美国Biotech参与这种全球分工，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更慢的速度和更拥堵的入组队列——在当下本已竞争激烈的赛道上，这无异于自断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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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竞争是压力，也是动力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崛起速度，确实令人目眩。

中国在2016年至2021年间，生物医药研发投入增长了400倍，Biotech的整体市值飙升了100倍，达到3000亿美元。

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公司占全球生物技术许可交易总价值的32%，而2023年和2024年这一比例均约为21%。中国现已成为跨国药企全球创新合作的第二大来源地，在代谢疾病和肿瘤领域尤为突出。

速度快、成本低、人才密集，这是中国生物医药崛起的三个重要因素。

2015年，中国药监机构启动监管改革，使新药临床申请的审批大幅提速，患者入组效率远超欧美。大量经过西方顶级机构训练的科学家回流创业，为中国创新带来了全球标准的研发规范。而人才成本的相对优势，使得中国CRO可以在同等质量下提供更有竞争力的服务价格。

面对这种压力，一种反应是建立壁垒：封锁技术、禁止合作、把中国排斥在门外。

但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在回避竞争。Booth回顾，历史上，美国生物技术产业从未依靠关起门来实现领先，它依靠的是更好的科学、更高效的资本配置、更成熟的监管体系和更活跃的创新生态。

因此，Booth认为，更有建设性的回应，是把中国的竞争压力转化为自我升级的动力：加快FDA对首次人体试验(FIH)的审批效率，缩短研究者从想法到临床的等待时间;通过研发税收抵免、可交易净经营亏损(NOL)等金融工具激励美国本土的研发投入;建立更有利于专利从海外向美国企业转让的政策框架;通过补贴在岸或友岸制造来强化供应链韧性;优先留住国内培养的STEM人才，同时为全球顶尖科学家在美工作创造更顺畅的通道。

这些政策选项的共同特点，是用“胡萝卜”代替“大棒”。Booth相信，与保护主义相比，它们能在不破坏全球合作生态的前提下，让美国在创新竞争中保持领先。

站在更长远的视角分析，将一个新兴的全球性企业深度嵌入国际商业网络，往往比将它推向对立面，更有利于长期稳定。

Bruce在文章中提到武田(Takeda)的案例颇有说服力。

1990年代初，日本药企的崛起同样曾引发西方的警惕，武田当时是日本头号药企，却在美国一个独立获批的产品都没有。此后三十年，武田逐步西化、全球化，并购美国Biotech，建设研发设施，如今已成为剑桥马萨诸塞州最大的单一私营部门雇主。

换言之，曾经令人担忧的"外来竞争者"，最终成了当地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Booth补充说，这个逻辑同样可以延伸到今天的中国企业。如果像恒瑞医药等有实力的中国药企，未来能够像武田那样在美国深度投资、本地化经营，那对美国生物医药生态系统来说，未必是威胁，可能恰恰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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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结语：开放生态，才有未来

生物医药不是一个赢家通吃的行业。

全球前五大药企加在一起，在美国或全球市场的份额都不超过25%，这是一个极度分散、极度依赖持续创新的行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组公司，能够单独主导未来的新药审批格局。

按照Booth的说法，要是美国将科学上的审慎扩大为对整个中美生物医药合作的系统性阻断，那代价将远超收益：美国患者将失去本可获得的更好药物，美国Biotech将失去低成本验证假设的全球网络，美国的研发资本效率将下降，而中国企业也将转向欧洲寻找出口——届时受益的不是美国，而是欧洲的竞争者。

保护主义的悖论在于，它以保护为名，实际上弱化了被保护者的竞争能力。正如RA Capital所表示的，封锁中国的生物技术，将“减缓美国患者获得新药的速度，并加速美国对它声称要预防的依赖”。

对于患者，重要的是新药能否来得更快。而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的是开放合作的全球生态，绝非地缘政治的栅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