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第十二批国家药品集采在上海落幕，65种药品采购成功，规模创历史新高。本轮集采通过引入“厂牌报量”“双锚点机制”“复活通道”等一系列新规则，力图打破“唯低价是取”的竞争模式，引导行业理性竞争。结果呈现两面性：一方面，原研药企参与度创下新高，头部仿制药企利用“复活”机制守住阵地;另一方面，极端低价现象并未完全消失，一些“光脚企业”在“中标无量”的困境中仍然选择报出低价，扰动价格体系。

648亿规模的“安静”与“焦虑”

7月31日，第十二批国家药品集采在上海开标。这既是规模最大的一次，65个品种和约600亿元的采购总额双双创下历史纪录;也是现场气氛颇为微妙的一次，被业内人士形容为近年来最“安静”却又最“焦虑”的一届。

说“安静”，是因为自第十一批起，国家医保局不再公开具体中选价格，过往“一分钱药片”的舆论风暴没能重演，现场人潮也大幅减少。一位企业代表观察到，早期集采中，代理商会在开标现场就和中选企业谈配送合作，而如今，随着利润空间被急剧压缩，代理商已大量退场。

然而，表面的平静之下，是药企准入团队长达13个小时的焦灼等待。这种焦虑，源于一套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游戏规则。过往，只要报价够低，就能“光脚”撬动全国市场;但第十二批集采彻底改写了这一逻辑，将博弈的重点从“价格战”拉回到了“保存量”。

规则之变：低价不再万能，存量成为关键

第十二批集采的核心变化，在于通过一系列机制设计，让“低价”不再是唯一的通行证。

首先，约定采购量的分配基础变了。集采延续了“按厂牌报量”的方式，即医疗机构根据实际需求填报具体品牌的需求量。这意味着，一个品种的院内市场总份额，被预先切分给了各个厂牌。一个原本市场占有率极低、几乎没有报量的“光脚企业”，即使中选，其第一步能获得的约定采购量也极其有限，与拥有数千万片报量的原研药企或大厂牌完全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其次，设立了“双锚点”价格警戒线。规则引入了统计学上的标准差概念。简单来说，医保局会计算入围企业报价的平均值，并以此为基础设置两道护栏。报价低于“均值减去1个标准差”的，不会被作为衡量其他企业报价是否过高的锚点;而报价低于“均值减去2个标准差”的，虽然可以中选，但其约定采购量将直接降为零，且不占入围名额。

这两项规则的叠加，精准打击了“光脚企业”的惯用策略。在厄他培南注射剂、伏诺拉生等品种中，原研厂牌的报量是其他众多仿制药企业的数百倍乃至上千倍。对于报量极低甚至为零的企业而言，它们无法通过“复活”通道(该通道要求厂牌报量达到同品种平均水平)，因此在第一轮报价中输不起，只能不计代价地压低价格以求入围。然而，一旦价格杀穿第二道警戒线，即便中选，也拿不到任何确定采购量，陷入“中标无量”的尴尬境地。

原研与大厂牌：一手好牌，仍需“精打细算”

新规则对拥有庞大存量市场的外资原研药企和头部仿制药企，看似更友好，实则让它们面临另一种复杂的权衡。

手握高报量，意味着它们即便首轮竞价未入围，也更容易满足“复活”机制的门槛。通过接受不高于锚点价格1.8倍的条件，这些企业可以“复活”中选，保住30%至80%不等的约定采购量。一位企业代表对此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认为这保证了临床需求的连续性，让大厂牌不再因对手的极端低价而意外出局。

然而，有量不等于有“免死金牌”。以诺华公司的麦考酚钠为例，其原研产品的报量远超其他厂牌，但想要进入集采的牌桌，首先就要面对一个远低于其现有挂网价的最高有效申报价，这本身就意味着接近腰斩的降价门槛。对于移植抗排异类药物，换药风险极高，原研药有深厚的临床护城河，但一旦因价格原因未能中选，失去院内市场，其市场份额仍可能急速跳水。

对于参比制剂(主要是原研药)，政策还开设了“视同中选”的最后一道保险，报价上限放宽至锚点价格的5.4倍，但对应的约定采购量同样为零。这为原研药保留院内的非集采市场份额提供了机会。最终，27个参与投标的原研产品中有10个中选，创下历史之最，但仍有17个放弃。有分析认为，当品种的锚点价本身很低时，即便乘以5.4倍，价格仍远低于跨国药企的全球定价体系，使得它们权衡后选择放弃。

“反内卷”的未完之战

尽管规则旨在“反内卷”，但极端低价的现象并未完全消失。在部分品种中，仍有企业报出降幅高达80%甚至成本价之下、接近“无量”边缘的价格。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报价，背后是复杂的博弈心态：既然我无法通过低价获取市场份额，那也要拉低整个报价的锚点价格，以此压缩那些通过“复活”机制中选且希望保住一定利润的大厂牌的利润空间。例如在维生素B6的报价中，最低价已低至覆盖不了成本的0.18元，这直接导致后续复活企业的报价天花板被压得很低。

这揭示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在产能高度同质化、一个品种动辄数十家企业竞争的背景下，对于没有存量市场基础的B证企业而言，低价几乎是它们唯一的武器。当这条唯一的路也被堵死时，它们的选择便从“求胜”变成了“搅局”，由此引发的价格体系扰动，反而削弱了“反内卷”政策的实际效果。

复杂规则的代价：效率与初衷的反思

第十二批集采的规则，似乎在努力照顾到每一个利益相关方：临床连续性、基层用药保供、预防围标、保护合理利润。但正如一篇评论所指出的，一项政策若试图照顾到每个方面，其结果可能是每个方面都没能完全照顾到。

从“4+7”带量采购“以量换价”的清晰逻辑，到如今“厂牌报量”“双锚点”“复活”“二次分量”“视同中选”等多套算法叠加，集采规则已变得异常复杂。企业准入部门需要计算的，早已不只是生产成本，还包括报量基础、入围顺位、规则通道、极端报价风险等众多变量。医院端也需在完成临床工作的同时，承担大量系统填报和规则解释的任务。

更核心的争议在于，“量”这一集采的核心筹码，其分配方式正逐渐回归集采前的市场格局。当分配逻辑越来越依赖于既往的存量份额，集采对企业而言，最大的意义似乎正在从“以量换价”转变为换取一个“市场交易资格”。有观点因此警示，要防止规则复杂到最后，反而模糊了集采最根本的政策目标，将交易成本从药价谈判转移到了规则理解和执行层面。

结 语

第十二批集采无疑是规则设计上的一次重大进化，它试图在价格、质量、供应和临床需求之间寻找更精细的平衡点，让竞争从“唯低价”回归到综合实力的较量。然而，规则修补之后，如何应对低存量企业的“搅局式”报价，以及如何避免政策效率在过度复杂中被消耗，仍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道待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