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计划”背后，是中美对创新药监管科学改革的角力。

撰文丨严雨程

作为目前药物研发的“刚需”，食蟹猴的价格仍在高位。2026年7月，中国实验猴市场的现货报价仍能达到20万元/只。

实验猴仍是当前药物非临床评价的"刚需"，但价格高企、排期漫长的问题正推动行业寻找新方法。来源：Understanding Animal Research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6月公布的一批采购的中标单价为17.8万元;而新一批招标的预算单价已经写到了19万元。不过，比价格更让药企头疼的可能是排期——主流猴场今年的订单已经锁死，药企们如果临时想补一批猴子做实验，估计要等4到8个月。

另一个数字来自NAMs(New Approach Methodologies，新方法)行业。位于浙江的类器官企业艾名医学表示，他们的肝脏系统类器官已经可以做到一批扩增3000个，冻存起来随取随用，折合不足百元一个。

20万与不足百元，这样对比当然有失公平。毕竟猴子承担的是全身系统性的评价，一个肝类器官只回答肝脏的药物反应问题。但这两个数字摆在一起，标出了药物非临床评价体系正在承受的双重挤压：旧方法越来越贵、越来越慢，新方法(NAMs)越来越便宜，却始终得不到监管的认可。

7月7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CDE)就《推进新方法(NAMs)研究和应用试点计划》公开征求意见。这个计划的英文名叫做，Propel Innovation and Operation of NAMs to Enhance Efficiency in R&D，缩写PIONEER，译回来就是“先锋计划”。而“先锋计划”就是要尝试探索，究竟怎样的新方法(NAMs)才可以被监管认可。

通读全部四份文件，文件列举的原因有三条：动物与人的种属差异导致结果外推不准，传统动物试验周期长、成本高、通量低，以及全球监管机构都在推进的“3R”原则，即减少、优化、替代动物实验。

这说明，猴价只是市场的症状，真正的原因写在文件第一句：落实药品监管科学行动要求，服务“十五五”期间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份文件到底说了什么

NAMs，新方法(New Approach Methodologies)，指的是不依赖传统动物试验、以人类生物学相关性为导向的评价方法，类器官、器官芯片、计算模型都在其中。

器官芯片(Organ-on-a-Chip)是NAMs(新方法)的代表性技术之一，可在微流控芯片上模拟人体器官功能。来源：uFluidix

“先锋计划”的意见征求稿放开了两个入口。对于药企：已经或打算把NAMs数据作为注册申报支持性数据的，可以申请把品种纳入试点。对于类器官、器官芯片这类方法的开发机构：可以申请与药审中心开展方法学联合验证。重要的是，这两条路不互斥，如果药企的研发过程推进到一半时，产生了联合验证的需求，也可以补充申请。

纳入试点的项目，药审中心将采取“早期介入、及时沟通、全程跟踪”的工作模式。药物研发企业和/或NAMs相关开发机构可以申请I类沟通交流会议途径——一种最高优先级的正式沟通机制，用于解决药物研发中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试点工作不设名额上限，申请窗口5年，纳入前要公示5个工作日。

文件列了八类应用场景：作为传统评价的补充;豁免抗体类药物更长周期重复给药毒性试验;评价特定毒性终点和药代终点;覆盖先进治疗产品和罕见病药物;替代部分常规动物有效性评价模型;以及作为证据权重法评估的支持性数据。

最受关注的是这样一句话：通过审查的技术方法，申请人即可在药物研发项目中用于特定应用场景，无需重复验证。

耀速科技创始人谢鑫告诉医学界，这意味着从“每个项目单独验证”升级为“一次验证、全域通用”。

不过，原文的表述似乎要更窄——免于重复验证的，是申请人在特定应用场景下通过审查的方法。资格按申请人、按场景逐一授予，所以并不构成一张发给平台的全行业通行证。

清华大学药学院研究员、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院长杨悦认可这个读法。她告诉医学界，任何工具和方法在开发出来的时候都有一个适用范围，超出范围不可能免验，但如果应用场景完全相同，是有可能不用再验证一遍的，“因为这个方法已经评过一遍”。她举了一个类比：“比如化学原料药登记通过首次审评后，后续其他药品申请就简化了。”

监管为什么变了

药审中心对新方法的态度不是突然转弯的。2021年11月30日，CDE发布了《基因治疗产品非临床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等两份文件，首次提到可以使用类器官等新型模型开展评价。2026年5月，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成立了创新方法评价中心。到今年7月，先锋计划出台。

美国FDA药品审批流程。2022年《FDA现代化法案2.0》从法律层面取消了新药上市前必须做动物实验的强制要求。来源：Pharmaguideline

这套安排在制度上需不需要新的上位法?杨悦的答案是不需要。她把法规文件体系分成法律、法规、技术指南几个层级：药品管理法要求药物研发经过药学研究和非临床研究，而NAMs属于非临床技术方法的替代，“在技术指导原则这个层面就可以解决”，并不违背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她同时提醒，现阶段的NAMs谈不上强制替代动物实验，科学上的核心理由其实很朴素：动物身上的靶点和机制跟人不一样，“你去用动物做，做完了其实代表不了人”。

水面之下的动作更多。一位NAMs领域从业者介绍说，中检院在此之前已经开展了约3年的类器官平台验证工作：挑选几十种毒性等级明确的药物，双盲发到各个类器官平台测试，看各家测出的准确率，以此判断整个技术到底成不成熟。上述受访者还透露，CDE药理毒理部门近期正在全国范围内向标杆药企推广先锋计划，指导企业申报。

据接近监管的行业人士透露，监管在内部沟通中反复强调四个字：急用先行。现有模型解决不了、研发又等不起的问题，先用新方法顶上。

苏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副院长张乐帅曾在美国FDA从事药物安全性评价审评工作。他在7月下旬上海的2026年大国新药全球会议(CPIC)上解释过监管的判断逻辑，“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监管部门不在意这个方法叫类器官、器官芯片还是计算模型，只问一件事：它给出的结果，能不能预测药物在人身上的反应。张乐帅举了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斑马鱼和人长得一点也不像，但只要它的结果能预测某个毒性终点，它就是一个好方法。“像不像不是最重要的，能不能用才是最重要的。”

这场监管转向不只发生在中国。美国走的是立法先行的路。2022年12月，《FDA现代化法案2.0》从法律层面取消了新药上市前必须做动物实验的强制要求;2025年4月，FDA发布减少临床前安全性研究中动物试验的路线图，从单克隆抗体起步，提出用3到5年让动物实验“成为例外而非常态”;2025年12月，部分单抗的简化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指南草案出台;2026年3月，又发布了NAMs的通用验证框架草案。

不过，中国的做法跟美国不太一样，谢鑫将其概括为“FDA快在制度突破，中国稳在试点验证”。FDA的ISTAND项目可以拿来对照。这是美国为新方法开设的资格认定通道，据FDA官网数据，截至2026年1月1日，ISTAND通道内有16个项目在审，14个意向书被接受，进入资格认定计划阶段的只有2个，全行业都在期待第一批拿到ISTAND认证的药物开发工具。

全球跑得最急的监管机构，至今没有认定任何一个方法。中国却拿出了不设名额上限的试点计划。这里面的逻辑是什么?

答案或许藏在创新药的产业数据里面。医药魔方统计，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997亿美元，首付款约50亿美元，占全球前十大交易中的八席。这批出海的主力管线，绝大多数是抗体类药物，尤其是ADC。再看先锋计划的八类场景，其中一条恰恰就是“豁免抗体类药物等更长周期重复给药毒性试验”。前文提到的监管上门辅导，对象就集中在头部大分子药企。“药企期待什么，人家就做什么”，艾名医学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申重阳博士这样认为。

产业数据之外，杨悦提供了监管科学层面的解释。她介绍，FDA对新方法有一套药物研发工具认定制度，一个工具经过认定并公布，意味着所有产品都可以使用;不走认定的就一事一议，个案审查证据的数量和强度。在她看来，ISTAND至今零认定，很大程度上卡在证据的可靠性上。而中国的逻辑是先开一个口子，创新来了，先让企业进来探索。CDE的试点项目都要先经过沟通交流，“这个过程不对外，相当于也走了FDA那边那么一个步骤，但是你看不到”。所以在她看来，不能说中国的监管更松，只是有些环节做在外界看不到的地方，“创新是没办法先定规则的”。

艾名医学董事长游明亮把这场转向看得更重。他认为这是一场“标准之争”：实验动物繁育和使用上，美国已经卷不过中国，改规则是另开赛道。虽然这是他的个人判断，但可以确定的是，中美创新药的竞争已经从管线延伸到了评价方法和审评规则。

杨悦的视角则更偏向机制层面。她说，这场竞逐不只在中美之间，而最终能协调全球认知的主体仍然是ICH。国家药监局是ICH管理委员会成员，CDE的专家在ICH指南制定中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国内产业界专家也在进入ICH的专家委员会。“中国如果有先进经验，无论是先发国内指南，还是先发表有国际影响力的文章，都可能被ICH引用或认可。”在她看来，能不能写进规则，最终取决于所做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先进性。

监管的信任，技术接得住吗

敢开闸放水是一回事，行业能不能接得住这份探索却是另一回事，这也是官方文件自己承认的问题。先锋计划相关文件提出：目前NAMs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技术成熟度有限、行业标准与监管指南缺失、数据生态薄弱。

在7月22日上海那场类器官与生物芯片专场上，几家企业拿出了各自的数据。淇嘉科技CEO吴迪介绍，其肝类器官毒性评价的准确率约85.9%，心脏和肠道毒性的准确率在80%到90%之间，类器官批次之间的平均差异控制在23%以内。耀速科技则告诉医学界，其肝脏芯片对药物性肝损伤的预测准确率达92.3%，基于17种已知化合物的盲测，特异性100%，相关结果发表于毒理学期刊《Toxicology》。

这些数据均为企业自述，口径和验证规模各不相同，但指向同一个事实：在肝毒性、心脏毒性这类边界清晰的单点上，新方法的准确率可能已经摸到了可用的门槛。

希格生科创始人张海生在会上讲过一个细节，学术界早年做出的心脏类器官，每分钟跳十几次到三十几次不等，他的团队花了约10个月，才把它稳定到60到70次。“做学术要够fancy，到工业界一定要稳定，到了监管就更boring，这是属性决定的。”

不过，张乐帅也指出：目前大多数模型还处在概念验证阶段，用几个物质证明“我的模型好”，报喜不报忧。真正的转化验证，要用上百个已知药物去考这个模型，这个数字目前没几家拿得出来。睿智医药类器官平台负责人韩东旭展示过两组案例，同一个药物，体外模型和体内动物可以给出完全相反的结果。他的结论是，“一个模型只是一次实验，从体外到体内的一系列模型，才能构成一套可信的数据”(大意)。

杨悦也持类似的保留。她说，NAMs的验证和研究仍然是非常有挑战的事：一个细胞、一块芯片终究只是局部模型，不能直接得出全身安全性的结论;除非有一天能把疾病的表征做成一套完整的“数字人”，而那需要海量的数据积累，“这是一个慢慢去实现的研究探索”。

药企内部的态度也远比外部的讨论冷静。信达生物体内药理学总监熊尧在会上说，他们关注类器官很早，2020年就在内部建过平台。几年用下来，他们的体会是，类器官的价值在于回答传统模型回答不了的问题，比如小鼠因种属差异无法模拟的疾病。指望它全面顶替动物实验，目前不现实。申重阳则援引一项针对欧美大型药企的调查称，约七成企业接受NAMs作为评价手段，但没有一家愿意完全放弃动物实验。

技术没有全面成熟，监管却提前开了闸，矛盾吗?游明亮的理解是，监管从没质疑过这类技术本身，“他不会说这个东西不好，他是说你们没统一标准(指聚焦在行业标准上)”。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先锋计划的真实逻辑其实可能是这样的——正因为标准和数据都不足，才需要把门打开，用一个个真实申报项目把案例攒出来，把标准建起来。与其等验证成熟了再开放，不如以开放换验证。

谁在用，谁在等

对于药企来说，最大的阻力其实并不在监管，而是行业发展的惯性。熊尧表示，传统模型没发现问题的时候，团队天然不愿意冒险换新工具，“更多的阻力是来源于我们的内心”。药企评价一个新模型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你够不够稳不稳定，以及“你能回答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类器官最初吸引他们的地方是速度，理论上，小鼠实验通常要做一到三个月，而类器官号称使用一到三周即可。但熊尧回忆，这个加速在信达内部并没有复现，传统模型的使用惯性比想象中强。

NAMs企业们想要的认可，其实不止来自药监这一条线。6月30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再次征求意见函，“肿瘤组织类器官培养费”和“药物敏感性检测费”首次出现在国家检验类立项清单里。游明亮认为，类器官药敏检测今后或许可以在医院内合规收费，这是监管认可在另一条线上的印证。据他介绍，艾名目前为300多家医院提供科研服务，临床合作医院十几家。对于类器官企业来说，30元一个的肝类器官，或许就是为大规模临床应用做好的准备。

还有NAMs公司把筹码押在国际规则上。据耀速科技介绍，它是入选FDA的ISTAND项目、参与药物性肝损伤预测相关工作的唯一中国团队，有着“硬件、数据、AI、监管”四位一体的壁垒。今年6月，耀速完成超4亿元A系列轮融资，累计融资超6亿元。耀速科技科学事务&创新负责人叶森在会上透露，这个项目目前处于意向书被接收的阶段，接下来要逐条回答FDA关切的几个问题。

希格生科选择了用管线自证平台。其基于“类器官+AI”平台开发的弥漫性胃癌靶向药SIGX1094R，已获得中美两地的临床试验许可和FDA孤儿药、快速通道资格。2025年8月，希格生科获得盖伦奖“最佳生物技术产品奖”提名，是当年唯一入围的中国公司，目前在北大肿瘤医院开展I期临床。张海生和CDE沟通时曾建议，不必限定企业用什么培养基、什么技术路线，“就像你不管是炒菜机炒的还是厨师炒的，菜端上来色香味俱全，那就行”。

传统CRO还在观望。睿智医药执行总监许煜洲说，类器官在睿智“目前还是一个小规模的前沿探索团队”，这也是各大型企业里的普遍状态。它未来能长多大，取决于整个产业链把技术成熟度推到什么位置。

而对于资本来说，大家看NAMs项目的眼光变得更细致了。浦发集团招商服务中心副总经理周焰透露，浦东聚集了上海约七到八成的类器官企业。他们看项目会看三个维度——能不能做出标准化的产品，有没有不依赖融资的商业模式，和AI的结合是不是真落地。

几个还没答案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先锋计划目前还只是征求意见稿，围绕它的疑问，并不比欢呼少。

第一个问题是门槛。不设名额上限，意味着监管把筛选的压力留给了自己。FDA至今零资格认定的谨慎，和先锋计划的开放姿态，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性格。开放当然有利于快速积累案例，但也要回答：会不会涌入一批并不成熟的方法学，把试点拖成一场漫长的甄别?

第二个问题是责任。药品审评是终身负责制。通过审查的方法免于重复验证，意味着审评环节让渡了一部分逐案把关的空间。假设一旦某个平台的数据后续出了问题，那这部分的责任究竟在平台?还是在申请人?还是在审评者?

第三个问题是时差。张乐帅所说的“概念验证”现状，和制度开放的节奏之间存在时间差。这段时间里，很难保证不会有企业拿着不够扎实的验证数据闯关。第一财经7月27日的报道里，一位临床研究者的话代表了不少人的保留意见：动物试验或许不是最优解，却是当下最公平的做法。

第四个问题是边界。前文提过，免于重复验证的资格是按申请人、按场景授予的。如果外界把它理解成对平台一劳永逸的背书，可能并不准确，甚至与制度本身的设计有着巨大的认知落差。

第五个问题是程序。有受访企业在意见反馈中曾建议，明确CRO与类器官公司联合申报的通道，目前文件对此没有规定。

按照通知，先锋计划的征求意见时限是发布之日起一个月，8月7日截止。正式稿的措辞会有什么调整，首批纳入试点的品种和方法会是谁，公示名单出来后，行业才能真正读懂监管的尺度。

申重阳预测说，顺利的话，或许2028年前后会诞生第一个通过联合验证、在特定场景下无需重复验证的新方法学评价方式。

到那时回看，2026年夏天这份文件起到了怎样的即时效果，可能反而没那么重要。毕竟新药评价体系的更替周期可能会非常长，这意味着猴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或许仍然不可替代。

但评价规则由谁来写、按谁的案例来写，这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在后台悄悄开始了。这一次，中国监管机构选择早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