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融圈数据监测显示：近期AstraZeneca、Boehringer Ingelheim、Chiesi Group、Ipsen、GSK、Novo Nordisk、Novartis、Roche、Sanofi 董事会主席联名公开信。

“欧洲正在输掉制药投资竞赛 —— 但仍有机会实现逆转

2026 年 9 月 22 日

我们身为欧洲人深感自豪。我们担任源自欧洲科研体系的企业董事会主席，这些企业的实验室分布于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等地区。我们的职责是守护企业未来，持续为患者研发可改变生命的药物。

制药行业是欧洲战后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行业根基建立在科研投入、世界一流高校，以及研发救命药物的坚定决心之上。欧洲向全球贡献疫苗，率先开发心脏病治疗药物，并奠定了现代肿瘤治疗的基础，深刻改变公共卫生格局。

欧洲当年选择激励药物研发，由此培育出全球生产力最强、研发密集度最高的产业之一，支撑数百万高技能岗位，为欧盟创造超过 2200 亿欧元贸易顺差。创新药物在欧洲落地使用，通过降低住院成本、延长健康工作年限，可为经济带来近六倍回报。本行业搭建起覆盖药物发现、临床开发与生产制造的庞大产业生态，同时助力医疗体系应对疾病负担加重与人口老龄化挑战。

但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正面临危机。在企业董事会层面，我们观察到欧洲在全球竞争中持续失势。仅过去两年，美国与中国已公布的制药领域投资规模超过 6000 亿美元。欧洲各国政府必须营造有利环境，吸引下一代药物研发投资，否则将错失时机。

欧洲的警钟已经敲响。正如 Mario Draghi 所警示，若不立即采取行动，制药这类战略性产业将陷入缓慢衰退的困境。1990 年，欧洲占全球药物研发投入的 43%;当前这一比例降至 31% 且仍在下滑。商业临床试验是公立医院重要收入来源，同时可改善患者预后，欧洲商业临床试验份额十年间腰斩至 9%。中国已在临床试验、药物专利与新药开发领域超越欧洲。

对患者而言，后果十分明确：约 40% 新获批疗法无法在欧洲落地。即便成功上市，患者等待治疗的时长接近 600 天。欧洲肿瘤患者生存率低于美国。大量患者确诊偏晚，或是使用达不到临床指南推荐标准的药物。

根源在于数十年间，欧洲始终将药品视为需要压缩的成本项，而非政府可开展的优质投资。陈旧的监管体系限制创新药应用，预算设置存在人为上限;即便患者需求持续增长，医疗支出也未能随通胀调整。政府政策直接传递信号，体现对创新价值的认可程度，以及保障患者用药可及性的优先级。

行业创新者收到的信号十分明确：欧洲并不重视你们所做的工作。

当下的政策抉择，将持续影响未来多年。一款创新药物从早期候选分子到惠及患者，需要十余年时间和约 30 亿欧元的风险投入;实验室合成的每一万个候选化合物中，仅有 1 至 2 个药物最终成功上市。极少行业需要在如此长周期内承担同等研发风险。这样的长期投入，需要市场给予合理回报。

欧洲亟需调整发展路线。欧洲各国领导人必须认清风险。欧盟可发挥支撑作用：加快临床试验推进、保护知识产权、出台合理数字化政策。至关重要的是，欧盟可给予成员国财政弹性，支持医疗与创新药物投入，承认这类投资的回报存在滞后性。

但仅依靠欧盟层面行动并不足够。核心决策权掌握在各国政府手中：医疗预算投入规模、新药审评与医保支付速度，以及医疗体系现代化改造，以此更好实现疾病预防、早期诊断与治疗。

我们呼吁各国领导人与行业携手，扭转欧洲竞争力下滑态势，开启药物研发全新阶段，保障医疗主权。我们理解各国面临财政压力。但现代药物应当与国防、能源一样，被视作关键基础设施，不能依赖外部供给。

如果政府纠偏数十年来创新药领域投入不足的局面，更新价值评估框架，充分体现药物对患者、医疗体系与宏观经济的综合价值，机遇就在眼前。仅临床试验板块，欧洲若缩小与中美差距，就可释放 530 亿欧元经济增量，创造 82000 个就业岗位。

欧洲的未来不必走向衰退与对外依赖，完全可以实现产业复苏与韧性重建。选择权掌握在各国领导人以及全体公民手中。倘若我们缺乏魄力及时行动，制药产业的未来将落地别处。但如果将医疗与药物视作战略资产加大投入，欧洲不只是追赶，更能再次引领全球创新，让欧洲民众获得更长、更健康的生命。”

出处：

https://www.sanofi.com/en/media-room/press-releases/2026/2026-09-22-11-48-50-3366209?sessionid=